古文尚书通论辑本 礼记通论辑本 - 第 7 页/共 15 页
子路曰：「伤哉贫也，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礼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啜菽饮水尽其欢，斯之谓孝；敛首足形，还葬而无？，称其财，斯之谓礼。」
按：「啜菽饮水尽其欢，斯谓之孝」，此非圣人之言，孟子称墨为「以薄为道」，斯其殆类之矣。王制云：「五十异粻，六十宿肉，七十贰膳，八十常珍、九十饮食不违寝，膳饮从于游可也。」又云：「六十非肉不饱。」孟子曰：「七十非肉不饱。」观此则菽水之不可为饱也，明矣。孝亲以养志为上，然而曾子养志必有酒肉，曾元养口体亦必有酒肉，则菽水非养亲之餐具，又明矣。夫养口体者，此酒肉；养志者，亦此酒肉，可曰「吾养志也，而遂不需此」哉！苟养志而不需此，是反不若养口体者之为愈也。彼将曰：「我以菽水尽其欢，较胜于以三牲之养而不尽其欢者。」然而欢则尽矣，其如亲之腹馁何？亲之腹馁而犹曰「吾能尽其欢」，吾不信也。按：内则所详旨甘柔滑诸餐具，皆所以诏人子养亲者，此岂独为富者设，而贫者固无与乎？彼汉之茅容非贫者乎？后世之士有家贫无以养亲，志气衰惰，辄用此语以借口，不知古人正不然，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，如三釜心乐捧檄色喜，此皆为人子之恒理。盖孟子谓「仕有时乎为贫」，则父母在，益可知矣。大抵贫而负高隐之志者，亲没为之可也，亲在故降志以求之。一介不取，立身之大节也，使亲而饥饿，亦当稍贬以遇之。后汉啬夫孙姓赋民钱，市衣与父。吴佑谓：「揰以亲故，受污辱之名，所谓『观过知仁』是也。」此足见一班。则庶乎亲之志与体皆获所养，斯乃谓之孝矣。记文偏而有弊，殊非吾儒中正之道，特为拈出以破从来之惑焉。又传称子路自食藜藿，为亲负米二百里之外。然则虽以子路之贫，固未尝以菽水养也。
王子雍曰：「熬而食曰啜。孔子曰：「以菽水为粥，以常啜之饮水更无余物，以水而已。」吴幼清曰：「澄尝食于北方至贫者之家，不惟无饭亦无粥，但以豆煮汤，每人所食约豆一掌所掬，杂以米一二十粒，煮汤一盂，揽起啜之而以疗饥，始悟古所谓啜菽盖如此。无蔬菜可羹，但熟煮白水饮之，故啜菽饮水为至贫者之家。」孔疏谓：「以豆为粥，非也。」观此上诸说，其解「菽」「水」者若此。呜呼！此其以为养亲之餐具乎哉？仁人孝子当必有恻然于心者矣。(卷一七，页二二—二四)
卫有太史曰柳庄，寝疾。公曰：「若疾革，虽当祭必告。」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：「有臣柳庄也者，非寡人之臣，社稷之臣也，闻之死，请往。」不释服而往，遂以襚之。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，书而纳诸棺，曰：「世世万子孙，毋变也」。
柳庄于卫为社稷之臣，经传未见。「当祭必告」，非；谓「不释祭服而往，襚也」，皆不足据。(卷一七，页二五)
仲遂卒于垂，壬午犹绎，万入，去钥。仲尼曰：「非礼也，卿卒不绎。」
述春秋事不误。但谓「仲尼谓非礼」则不然，此循汉人之说也。(卷十七，页二十六)
季得子之母死，公输若方小。敛，般请以机封，将从之，公肩假曰：「不可！夫鲁有初，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般，尔以人之母尝巧，则岂不得以？其毋以尝巧者乎？则病者乎？噫！」弗果从。
公输若名般，与于小敛之事，郑氏解若、般为两人，断「方小」为句，谬也。「般，尔以人之母尝巧」至「病者乎」，谓：「尔以他人之母试巧，则何不如己母试巧乎？不以己母试巧，则亦有所病之乎？」郑氏又断「则岂不得己」为句，谓「以」「己」字同，解为「岂不得休己」，亦谬也。(卷一七，页二七—二八)
工尹商阳与陈？疾追吴师，及之。陈？疾谓工尹商阳曰：「王事也，子手弓而可。」手弓。「子射诸。」射之，毙一人，韔弓。又及，谓之，又毙二人。每毙一人，揜其目。止其御曰：「朝不坐，燕不与，杀三人，亦足以反命矣。」孔子曰：「杀人之中，亦有礼焉。」
按：昭公二年左传「楚子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嚣尹午、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」，未尝有追吴师之事。又商阳临敌不用命，而以私怨其君，何礼之有？(卷一七，页三一)
诸侯伐秦，曹共公卒于会。诸侯请含，使之袭。襄公朝于荆，得王卒。荆人曰：「必请袭。」鲁人曰：「非礼也。」荆人强之。巫先拂柩。荆人悔之。
按：此亦与春秋传互异。襄「襄」字，原误作「哀」，不今径改。二十八年十二月，楚得王薨。是时公方及汉，初欲止，卒至楚。诸侯五日而殡，至时得王已在殡矣。二十九年正月，有楚人使公亲襚之事，盖致襚诸礼，可在殡后。杂记上云「致礼，委衣于殡东」是也。此易「请襚」为「请袭」，易「拂殡」为「拂柩」，盖误以得王为犹未殡也。(卷一七，页三一—三二)
滕成公之丧，使子叔敬叔吊，进书，子服惠伯为介。及郊，为懿伯之忌，不入。惠伯曰：「政也，不可以叔父之私，不将公事。」遂入。
此鲁昭三年事，郑氏以「忌」为「怨」，左传杜注亦同，孔氏「孔氏」，原误作「孔子」，今径改。遂谓「敬叔杀懿伯」，此附会之说也。刘氏以「忌」为「忌日」，似非。(卷一七，页三三)
孺子●之丧，哀公欲设拨，问于有若，有若曰：「其可也，君之三臣犹设之。」颜柳曰：「天子龙輴而？帱，诸侯輴而设帱，为榆沈，故设拨。三臣者废輴而设拨，窃礼之不中者也，而君何学焉？」
「天子龙輴而？帱，诸侯輴而设帱」，孔氏曰：「天子之殡，载柩于龙輴，累材作？，而题凑其木帱，覆棺上而后涂之；诸侯以輴载柩，不画为龙，亦累木为？，设木于上以梼之，不（「不」字原敓，今径补）为题凑，有横木覆之，亦油涂。其上。」按：孔言诸侯之制非是。诸侯明言设帱，是无？矣，安得云「亦累木为？」乎？盖？帱者，木作四柱，加以题凑，架屋其上，如？之周棺梼则垂地，而后涂之。故？帱诸侯则但木环缭，不列四柱，象？亦题凑其上，如？帱之四垂而已，故曰：「设帱亦油涂之。」帱，帐也，孔以帱为盖棺物，故有「设木于上以帱之，而为题凑，有横木覆之」之说，皆臆度也。「为榆沈故设拨」，郑氏曰：「以水洗榆白皮之汁，以播于地，引輴车滑。」此说迂。陆农师曰：「榆性坚忍，所谓『不剥不沐，十年成毂』是也。然以性沈难转，亦所载沉也，故须拨。」「拨」，虽不可知，然谓之「拨」，则以「拨輴」可知。郑氏谓「拨，所谓绋」，非是。按：丧大记「大夫二綍二碑」，废輴用轴而设拨，故曰「窃礼之不中者也」，此说近是。然「拨」终无解，郝仲舆谓：「拨作綍，大绳即绋也。棺自有引，别用大绳以引柩车。」此乃郑解，亦臆说。(卷一八，页二—三)
季子皋葬其妻，犯人之禾，申详以告曰：「请庚之。」子皋曰：「孟氏不以是罪予，朋友不以是弃予，以吾为邑长于斯也，买道而葬，后难继也。」
郑氏谓「季子皋恃橱虐民」，是。但谓「即高柴或氏季」，恐未然。高柴为费宰，下文子皋为成宰，费为季氏邑，成为孟氏邑也。又家语称柴足不履，影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，此禾己成而反犯之，正与相反也。后儒以其为柴也，多曲护之。陈可大谓「夫子尝曰柴也愚」，按：此亦愚而过虑之一端，就「愚」字上作解，致为可笑。郝仲舆谓「子皋知大体」，其说尤非理。(卷一八，页五)
土而未有禄者，君有馈焉曰献，使焉曰寡君。违而君薨，弗为服也。
「仕而未有禄」，即仕而不受禄也。「君有馈焉曰献，使焉曰寡君」，谓君有馈不曰赐，而曰献；其将命之使不曰君，而曰寡君，所以隆礼之也。注疏以「仕未有禄」引王制「位定然后禄之」之义为解，所以于下文皆说不去。谓「君有馈焉曰献」为「有馈于君曰献」，「使焉曰寡君」为「使他国自称己君曰寡君」，然则仕而得禄者，独不当然耶。孔氏曲为说曰：「嫌其或异，故明之也」。于「违而君薨」，更说不去，则曰「此一条则异也」，辞遁如此。(卷一八，页六—七)
虞而立尸，有几筵。卒哭而讳，生事毕而鬼事始已。既卒哭，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：「舍故而讳新。」自寝门至于库门。
未葬以生事之，既葬以鬼事之，故虞而立尸，有几筵。虞以前祭无尸，但有奠席（「席」字，原误作「疾」，今径改。）而无几筵，此谓通礼皆然。孔氏曰：「此虞祭而有几，谓士大夫礼。故士虞礼云『祝免澡葛绖带，布席于室中，东面右几』是也。若天子诸侯则葬前有几，故周礼司几筵云（「云」字，原误作「公」，今径改。）丧事。」案「几」，按：周礼之说不足据，且此章云「虞而立尸，有筵。卒哭而讳」之法相同，下言「讳事」云「执木铎命于宫」，而上言「虞事」，亦属天子诸侯可知，岂必士大夫乎？「舍故讳新」，郑氏谓「故为高祖之父当迁者」，此易纬（「纬」字，原误作「讳」，今径改。）之说，不可从。曲礼云「逮事父母，则讳王父母」，岂应讳及四世乎？此是谓孝子之父平日讳父与祖，今为孝子之祖与曾祖，故舍其曾祖之故讳，而讳父之新讳也。(卷一八，页八—九)
军有忧，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，赴车不载●韔。
「军有忧，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」，此亦据左传「秦穆公败于殽，素服郊次，向师而哭」之事为说。(卷一八，页九)
有焚其先人之室，则三日哭。故曰：「新宫火，亦三日哭。」
此援春秋成三年「新宫灾，三日哭」之事为说。「先人之室」，即宗庙也，按：「新宫」，宣公之宫，以其新成，故曰新宫。其三日哭，礼也。春秋公谷传及礼郑注皆无异词，惟胡得侯曰：「新宫者，宣宫也，不曰宣公宫者，神主未迁也。礼有『焚其先人之室，则三日哭』。先人之室，盖尝寝于斯，食于斯，会族属于斯，故有焚其室则哭之礼，神主未迁而哭，于人情何居？」按：胡以「新宫」为「神主未迁」，以记文「先人之室」为「居室」，皆谬。既以哭焚先人之室为礼，又以哭新宫为非礼，则记文取证前后不符矣。释礼之家多援其说，是误解春秋而并及于礼也。(卷一八，页一○)
孔子过泰山侧，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，夫子式而听之。使子路问之曰：「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忧者。」而曰：「然，昔者吾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」夫子曰：「何为不去也？」曰：「无苛政。」夫子曰：「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。」
此全类诸子寓言，吕览淮南之俦也。(卷一八，页一一)
鲁人有周丰也者，哀公执挚请见之，而曰不可。公曰：「我其已夫。」使人问焉。曰：「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，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，何施而得斯于民也？」对曰：「●墓之间，未施哀于民而民哀；社稷宗庙之中，未施敬于民而民敬。殷人作誓而民始畔，周人作会而民始疑。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？之，虽固结之，民其不解乎？」
说者多以「殷人作誓」谓「夏书已有甘誓」，「周人作会」谓「左传巳有禹会涂山之说」，为之斡旋其意，不知此二句自不可易，不必斡旋也。「殷人作誓」，指汤誓以臣伐君者而言，非甘誓可比；「周人作会」，指春秋五霸而言，周初固无此礼，其禹会涂山之说，恐荒远未可信也。然此二句又自谷梁「告誓不及五帝，盟诅不及三皇」中来。(卷一八，页一一)
延陵季子适齐，于其反也，其长子死，葬于●博之间。孔子曰：「延陵季子，吴之习于礼者也。」往而观其葬焉。其坎深不至于泉，其敛以时服。既葬而封，广轮揜坎，其高可隐也。既封，左袒，右还其封且号者三，曰：「骨肉归复于土，命也。若魂气则无不之也，无不之也。」而遂行。孔子曰：「延陵季子之于礼也，其合矣乎。」
季子，吴人，不以长子之柩归●于祖墓，俾得遂丘首之愿，乃葬于齐地，何也？及葬，魂则曰「魂气无不之」，此释氏之说，所谓「形灭神不灭也」。左袒为吉事，凶事尚右，如是岂得为合礼？(卷一八，页一四)
邾娄考公之丧，徐君使容居来吊含，曰：「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，其使容居以含。」有司曰：「诸侯之来邕敝邑者，易则易，于则于，易于杂者未之有也。」容居对曰：「容居闻之：事君不敢幽其君，亦不敢遗其祖。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，无所不用斯言也。容居，鲁人也，不敢忘其祖。」
春秋时，推鲁人知礼，故曰「鲁人」，下章「仲叔妻丧夫」亦同，郑氏以「鲁钝」解，非。「易于」二字甚奇，然终费解。(卷一八，页一六)
子思之母死于卫，赴于子思，子思哭于庙。门人至曰：「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？」子思曰：「吾过矣！吾过矣！」遂哭于他室。
檀弓于「伯鱼妻再嫁」事屡见，可厌。前以子思为「吾何慎哉」之语，此又以子思自以其哭为过，皆不似。(卷一八，页一六)
天子崩，三日祝先服，五日官长服，七日国中男女服，三月天下服。虞人致百祀之木，可以为棺椁者斩之，不至者，废其祀，刎其人。
「官长」，士在其中。丧服四制云「七日授士杖」，而此云「五日」，礼言不同。孔氏分别「士之有地德深，无地德薄」，又引崔氏说分「朝廷之土，邑宰之士」，皆臆断也。「虞人致百祀之木」以下，其说不经。(卷一八，页一七—一八)
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饿者而食之。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。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，曰：「嗟来食。」扬其目而视之，曰：「予惟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」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曾子闻之曰：「微与？其嗟也可去，其谢也可食。」
此似仿孟子「？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不受」之语造出此事，然又增曾子之说于后，大失孟子之旨矣，千古志士为之损气。(卷一八，页二二)
邾娄定公之时，有弒其父者。有司以告，公瞿然失席曰：「是寡人之罪也。」曰：「寡人尝学断斯狱矣：臣弒君，凡在官者杀无赦；子弒父，凡在宫者杀无赦。杀其人，坏其室，●其宫而猪焉。盖君踰月而后举爵。」
「臣弒君」两段，郑氏曰：「言诸臣子孙无尊卑，皆得杀之，其罪无赦。」孔氏驳之曰：「子孙无问尊卑，皆得杀之，则似父之杀祖，子得杀父矣。」陆农师亦驳之曰：「弒父者，凡在宫子孙皆得杀之，是父子兄弟相杀，终无已时也。」其说皆是已。陆又曰：「凡在官者杀无赦，谓杀君者，同一官府亦坐焉耳。杀父放此。」吴幼清驳之曰：「陆谓『同一官府之人亦坐杀君之罪』，果是，逆杀之党则自应杀之，若不与杀谋，而一府一宫之人皆连坐刑，不亦滥乎？」其说亦是已。又曰：「在官、在宫，谓被者之群臣、子孙，非谓行弒者之群臣、子孙也。然则被杀者为祖，行弒者为父，犹之子得杀父矣。」成容若曰：「诸儒议论纷纷，皆因『凡在宫』句，似子亦可以杀弒祖之父，于情性有碍耳。若从疏中所云『在宫，诸本或为在官』，则于文义顺矣。」此改记文，亦不足信。又引汪氏曰：「谓讨其与弒君父之人，凡闻乎故者，皆诛之而不赦，非谓在官、在宫者尽诛之也。」如此解亦非本文义。愚按：诸说之中，似陆说为顺，此是邾娄定公一时忿激不暇循理亦为此言，观下「杀其人，坏其室，●其宫」等语，正是一例，在定公则为失言，在记者可以无记。(卷一八，页二二—二三)
晋献文子成室，晋大夫发焉。张老曰：「美哉轮焉！美哉奂焉！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。」文子曰：「武也得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，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。」北面再拜稽首。君子谓之善颂善祷。
献文子似即赵武，然武未尝谥献文。郑氏以「晋」为「晋君」，以「献」为「贺」，殊迂。「发」，似即落成之意。「轮」，郑氏谓「轮囷」，然是「盘曲」意，非「高大」也。此指节梲之盘曲。「奂」，宽广意，诗「伴奂尔游」，此指舍宇之宽广。「歌」「哭」取哀乐二义为言，郑氏谓「歌」为「祭祀奏乐」，拘也。孔氏又谓「大夫祭无乐，而春秋时或有之」，尤拘。「要领」，孔氏谓「古者重罪要斩」，亦非也。周穆王作吕刑，惟举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之五刑，未有所谓「要斩」者。大抵「要斩」「车殉」皆起于战国申商之法，春秋时亦无之。此云「要领」，盖作记者之语耳。又按：晋语「赵文子为室，张老谏其砻椽」，无此颂祷之语。大抵皆附会增饰也。(卷一八，页二四)
仲尼之畜狗死，使子贡埋之，曰：「吾闻之也，敝帷不弃，为埋马也；敝盖不弃，为埋狗也。丘也贫，无盖，于其封也，亦予之席，毋使其首陷焉。」路马死，埋「埋」字，原误作「理」，依今本改。之以帷。
此谓「丘也贫，无盖」，家语亦知孔子将行，雨而无盖。夫「盖」之为物甚微，孔子虽贫未必至是，即至是，亦奚足为圣人重。若谓「盖」为「车盖」，则孔子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矣，此皆附会之言。「路马死，埋之以帷」，亦似本「鲁公乘马，堑而死，以帷裹之」为说。(卷一八，页二五—二六)
季孙之母死，哀公吊焉，曾子与子贡吊焉，阍人为君在，弗内也。曾子与子贡入于其而修容焉。子贡先入，阍人曰：「乡者已告矣。」曾子后入，阍人辟之。涉内溜，卿大夫皆辟位，公降一等而揖之。君子言之曰：「尽饰之道，斯其行者远矣。」
此又毁曾子而及子贡。君在辄欲阑，入而为阍人所拒，入马而修容，因修容而卿大夫辟位，君降等而揖之，皆齐东野人之语也。(卷一八，页二—七)
孔子之故人曰原壤，其母死，夫子助之沐椁。原壤登木曰：「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。」歌曰：「狸首之班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」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，从者曰：「子未可以已乎？」夫子曰：「丘闻之，亲者毋失其为亲也，故者毋失其为故也。」
前儒谓此歌即诸侯大射狸首之歌，或者是也。但其所谓「狸首之斑然」，虽不可知其义，然必非如孔疏所云「斲棺材文采似狸之首也」。「执女手之卷然」，「女」音「汝」，谓「两手相执而卷然，以见亲厚之意」，亦非如疏所云「孔子之手如女子之手，卷卷然而柔弱也」。盖诗意言「天子致亲于其臣」，原壤引之，以况「己之致亲于孔子」耳。
此与论语「原壤夷俟」章有不可比合而论者。盖檀弓率多附会，难以尽信也，宋儒必欲取而较论，或谓「彼为尽朋友之义，此为全故旧之恩」；或谓「夫子周旋中礼」；或谓「夫子经权得宜」；或谓「夷俟不可不教诲，歌乃大恶，若要理会，不可但已，只得且休」。凡此诸说为圣人解驳，皆似可已。(卷一八，页二九—三○)
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。文子曰：「死者如可作也，吾谁与归？」叔誉曰：「其阳处父乎？」文子曰：「行并植于晋国，不没其身，其知不足称也。」「其舅犯乎？」文子曰：「见利不顾其君，其仁不足称也。我则随武子乎，利其君不忘其身，谋其身不遗其友。」晋人谓文子知人。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，其吶吶然如不出诸其口。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，生不交利，死不属其子焉。
此与晋语多同。「并植」二字乃「廉直」二字之讹。(卷一八，页三二)
叔仲皮学子柳。叔仲皮死，其妻鲁人也，衣衰而缪绖。叔仲衍以告，请繐衰而环绖，曰：「昔者吾丧姑姊妹亦如斯，末吾禁也。」退，使其妻繐衰而环绖。
以子柳为「皮之子」；以上「其妻」为「子柳之妻」；以「衍」为「皮之弟」；子柳之叔以告，为告子柳；以「请」为「子柳请」；以「曰」为「衍答」；以「退」为「子柳退」；以下「其妻」亦为「子柳之妻」，此郑孔之说也。以「子柳」为「皮之子」；以上「其妻」为「子柳之妻」；以「衍」为「子柳之兄弟」；以「告」为「告子柳」；以「请」亦为「衍请」；以「曰」亦为「衍语」；以「退」为「子柳退」；以下「其妻」亦为「子柳之妻」，此近世成容若之说也。以「子柳」为「皮之师」；以上「其妻」为「皮之妻」；以「衍」为「皮之弟」；以「告」为「告子柳」；以「请」亦为「衍请」；以「曰」亦为「衍语」；以「退」为「衍退」；以下「其妻」为「衍之妻为夫之兄服」，此郝仲舆之说也。以「子柳」为「皮之师」；以上「其妻」为「皮之妻」；以「衍」为「皮之子」；以「告」为「告其母」；以「请」亦为「衍请」；以「曰」为「皮妻答」；以「退」为「衍退」；以下「其妻」为「衍之妻为舅服」，此孙文融之说也。按：如郑氏及成氏之说，皆以首句「学」字训作「？」字，解未安。而郑作「衍既告子柳，又请衍又告」，更迂折。如郝氏孙氏之说，于首句顺矣，但郝说无子柳之答，似疏；孙说于首句之子柳全失照应，更？。且皆以两「其妻」为「两人」，亦不协。四说之中似成说较直捷，然终以「学」字未安为难通耳。大抵檀弓系高才人手笔，不肯为旨明辞顺之文，故时似脱略，其义卒难通晓，解者各竭所见以求之，而终不可尽通，则非解者之故，乃作者之故矣。然于此亦正见古文之妙。郑氏以此章「鲁人」为「鲁钝之人」，尤凿。上「邾娄考公」章犹为「男子」，此则「妇人」难这以知礼，岂亦以鲁钝论耶？盖檀弓必鲁士所作，以鲁为知礼之国，故特举此妇人亦较胜于男子，为「衣衰缪绖」之重服，而不为「繐衰环绖（「绖」字，原误作「经」，今径改。）」之轻服也。(卷一八，页三三—三四)
乐正子春之母死，五日而不食。曰：「吾悔之，自吾母而不得吾情，吾恶乎用吾情？」
郑孔以「乐正子春之悔」为「悔其不以实情，勉强而至五日」，似非语气，当以「悔其不能如曾子七日」之说为是。(卷一八，页三五)
岁旱，穆公召县子而问然，曰：「天久不雨，吾欲暴？，而奚若？」曰：「天则不雨，而暴人之疾子，虐，毋乃不可与？」「然则吾欲暴巫，而奚若？」曰：「天则不雨，而望之愚妇人，于以求之，毋乃己疏乎？」「徙市则奚若？」曰：「天子崩，巷市七日；诸侯薨，巷市三日。为之徒市，不亦可乎。」
此附会左传僖二十一年「公欲焚巫、？」之事。(卷一八，页三六)
孔子曰：「卫人之祔也，离之；鲁人之祔也，合之，善夫。」
郑孔以「祔」为「合葬」，以「离之」为「有以间其？中」，以「合之」为「合葬两棺置？中」，皆似臆说。陈用之曰：「卫之俗有存于殷，鲁之俗一本于周。殷之所尚者尊尊，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，离之而不亲；周之所尚者亲亲，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，合之而不尊。」按：此说虽辨，但昭穆既附庙，又何以离之？义亦未允，当阙。(卷一八，页三七—三八)
王制
说者多以周礼、王制、孟子三书并言，为之较量异同，此无识之士也。乃有信周礼疑王制，甚至有信周礼、王制疑孟子者，尤无识之甚者也。王制非周礼可比，孟子又非王制可比；出于王莽、刘歆之书，宁足敌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；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，又宁足敌孟子之书耶？又曰：「王制所言皆周制也，其与孟子异者，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；其与周礼异者，则以周礼本非周制也。」郑氏解王制，尽举而归之于夏、殷；朱仲晦解孟子，则又以其与周礼、王制异，而疑之而阙之，何哉？
按：史记封禅书云：「文帝使博士诸生剌六经作王制。」唐陆氏、孔氏皆谓出卢植所云，未悉其由来也。
「王制虽采剌群言而成，然其中之文有同有异，其义有得有失。」兹特详为明辨云。(卷一九，页一—二)
王者之制禄爵：公侯伯子男，凡五等；诸侯之上大夫卿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凡五等。
按：周室爵禄之制，孟子有之，然谓：「诸侯去籍，仅闻其略。」汉博士去孟子又数百年，且经秦火，岂反得闻其详？此义固夫人知之矣。故其言「爵禄」，大率依仿孟子，其与孟子异者，愚必以孟子为正，为之详别其下，然其所以与孟子异者，皆是欲避雷同之？耳，非有他义也，知此可尽免纷纷之疑矣。
此取孟子之文而小异之也。孟子曰：「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。」王制去「天子」分「分」「男」为二，亦凡五等。孟子曰：「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」孟子言「臣」，王制言「诸侯臣」；孟子连「君」为六等，王制去「诸侯」为五等，凡此皆与孟子异也。然上何以不连言「天子」合「子男」为五等，而「诸侯臣」之爵，即「王臣」之爵，下何以不言「王臣」，而言「诸侯臣」？且以不连言「诸侯」为六等？其如此者，所以避雷同之？也。然而辞异则义亦异，而是非出焉矣，故必当以孟子为正。
今按：后儒解此节，牵合王制以从孟子者，曲说也；反以王制为正者，悖见也。如孟子首言「天下之爵」，列「天子」与「君」亦为一位，以见先生制爵与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，今去之，则失其义矣。陈用之曰：「此言制爵之法。孟子言班爵之法，制出于天子，故不必言天子，班首于天子与君，故兼天子与君言之。」按：「制爵」即所以为「班」，「班」即出于所「制」，「班」「制」二字有何分别？此曲说也。徐伯鲁曰：「天子制礼，君与臣异，则王制为长。」，此悖见也。又如孟子以「子男」同禄，故亦同爵，曰「同一位，列为一等」，王制分为二等，未免近混。方性夫曰：「孟子以『子男』合为一，此则离为二者，盖彼所言者，位之等；此所言者，名之等。」按：孟子言「一位」，此不言者，文从省耳，安得泥孟子「位」字，而于此添一「名」字乎？此曲说也。又如王制不言「王臣」之爵，言「诸侯臣」之爵，下又言「王臣」之禄，前后参差，亦较孟子为疏。孔氏曰：「王朝之臣本是事王，今王制统天下，故不自在其数，谓制统（「制统」，原误作「统制」，今径改。）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，取君臣自相对，故不取王臣也。」按：先有王臣而后有天下之臣，若不取王臣，何以通明爵制？且下言「王臣」之禄，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对乎？周希圣曰：「王朝之臣入则为公卿，出则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而其禄又同，故言五等之，君则兼之矣。」按：「出」「入」本无常法，非可举以为论爵禄之制，内外相维安得云「言外则兼内」乎？此皆曲说也。(卷一九，页七—九)
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于天子，附于诸侯曰附庸。
此取孟子之文而易「地」字为「田」字也。孟子曰：「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。」今王制取其文而易「地」字为「田」字，亦所以避雷同也。
陈用之谓：「禄以田为主，以其制禄，故虽地亦谓之田。」此解近之。乃有好为穿凿者，实以「田亩」为解，如：陈可大则与孟子全异矣；季明德且以孟子之「地」而亦为「田」矣；叶少蕴又牵合乎周礼矣，皆足惑世，故辨之。陈氏曰：「天子以下，皆言田而不言地者，以地有山林、川泽、原隰、夷险之不同，若限以地里，而不计田里，则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矣。」按：后章言「田」之实数，曰「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，三分去一」，不知此所云「天子之田千里者」，已三分去一乎？抑未乎？如未三分去一，则「天子之田」仅为六百余里，而不得谓之千里；既谓「实田」，必已三分去一矣，则「天子之地」又为一千三百余里，而不得谓之千里。若是，不与孟子之文全相剌缪乎？且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」，为有国者禁毫强兼并而言，若先王画地分封之初，岂为是乎？又曰：「田数有二：分田之里以方计，如方里而井是也；分服之田以袤计，如二十五家为里是也。」不知此云「天子之田」者，以方计耶？以袤计耶？季氏曰：「三分去一之说本王制，然考之孟子：『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。』则畿内天子之地当实田，田既损除，用必不足。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，而不言地。」按：此谓孟子之「地」当为王制之「田」者，屈孟子以从汉儒，殊为悖妄。且千载而下，重代古人忧乏用，又可笑也。叶氏曰：「周官大司徒言『诸公之地，封疆方五百里，下至诸男，犹方百里』，与此制异者。周官合山林川泽而言，则谓之『地』；王制止于可食之地，则谓之『田』。以其地方五百里，而去山林川泽，取其可食者半，则是附庸在其中；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，而山林川泽不在焉，则是附庸在其外。由此观之，周公斥大九州岛之界，公侯之国盖有增多附庸，而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之制亦无增损，然百里、七十里之国其大足以兼附庸，五十里之国小不足以兼附庸。故司徒之职言『诸子之地，封疆方二百里，其食者四之一』，是去山林川泽而其一，应于实封五十里；『诸男之地，封疆方百里，其食者四之一』，乃止于二十五里，不应实封之数，何也？则疑诸男为附庸之国，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备五等，而其实则附庸也。」按：此说窃周礼司徒先郑之注，最为牵合无理据。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泽可食者半，则为二百五十里，附庸在其中，除应得一百里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，不几末大于本乎？又谓诸子地二百里，其食者四之一，固合五十里之数，然王制诸男亦五十里，周礼则一百里，如其四分之一，仅得二十五里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数，于是疑周礼为附庸，然终以王制明分子男与附庸，则谓王制诸男为殷礼焉。呜呼！岂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，而男独言殷乎？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谬矣！已上三说皆误，以「田」字实作「田亩」解故至此。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，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。
若郑氏之说，则又异是。其言曰：「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。殷有鬼侯、梅伯，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，合伯子男以为一，则殷爵三等者，公、侯、伯也。异畿内谓之『子』。周武王初定天下，更立五等之爵，增以『子』『男』，而犹因殷之地，九州岛之界尚狭也。周公摄政致太平，斥大九州岛之界，制礼成武王之意，封王者之后为公，及有功之诸侯，大者地方五百里，其次侯四百里，其次伯三百里，其次子二百里，其次男百里。」按：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，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，此其谬之始见者也。其谓夏殷爵三等者，元命苞云：「周爵五等，法五精；春秋三等，象三光。」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，质家爵三等。又礼纬含文嘉云：「殷爵三等，夏亦三等。」皆纬言不经之说。疏驳纬书为不可用，可为有见。又引武成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」，以证郑（「周」字，原误作「郑」，今径改。），武王初定天下之说，则误。盖郑不见古文也。又谓「殷爵惟公侯伯三等」，然以殷有箕子、微子，则曰：「异畿内谓之子。」不审何以知「子属畿内采地之爵」乎？即曰「属之畿内」，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？又桓十一年，公羊传云：「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？」何休云：「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，命伯子男以为一。」何休之说亦属乖违。若公羊之意本谓合「伯子男」皆称「子」，此自成说。郑引证之意，乃是谓合「伯子男」皆称「伯」，说同而义不同，不可通矣。郑本欲执周礼「五等之爵」「五等之土」为主，而以王制为殷制，然王制「土为三等」与周礼异，「爵为五等」与周礼同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，而曰：「武王初定天下，更立五等之爵，增以子男，而犹因殷之地，九州岛之界尚狭也。」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，其用意可谓巧矣。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？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，七十里而为三百、四百里，五十里而为百里、二百里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。王介甫曰：「王制封国三等，古者九州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，苟斥而大之，而增百里至五百里，则所绌废削灭非一国也，此于人情似不合也。且孟子之言何可废也？孟子之言乃与鲁人之言不同，此时鲁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，又子产一同之言与孟子合，则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。」按：介甫本信周礼以致误天下，此亦能辨之，则周礼之荒诞为何如，又足哂也。(卷一九，页一二—一六)
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，天子之卿视伯，天子之大夫视子男，天子之元士视附庸。
此取盂子之文而与之皆差一等也。孟子「天子之卿受地视侯」，此言「视伯」；孟子「大夫受地视伯」，此言「视子男」；孟子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」，此言「视附庸」，然皆当以孟子为正。孟子不言「公」者，巳将「公」属于五等，而不属于六等。周初「上公」皆出封，其在内者，不过留相王室，故不言也。若言「公受地视公」，亦失言之法矣。「附庸」既不达于天子，自不列天子「公侯伯子男」四等之内，故曰「元士受地视子男」。若曰「视附庸」，则天子班禄于天下者凡四等，而班禄于王朝者反五等，何其参差不伦乎？要之王制以「天子之卿视伯，大夫视子男，元士视附庸」，如此则内外齐等，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「卿之宜视伯者」而「视侯」，以「大夫之宜视子男者」而「视伯」，以「元士之宜视附庸者」而视「子男」，以「中、下士视附庸」自不言可知，皆升一等为言者。盖天下之势，在外者恒易重，在内者恒易轻，惟以此制禄则内外常得其平，且使内者亦乐于出，外者不忧于入，而人情亦均矣，此内外相维之正法。若夫为「强干弱枝」之说，以机权测圣心者，犹未足语此耳。自平王以后，外之势日重，内之势日轻，尾大之势成，而王室寝微矣，然后知先王之制为不可易也。呜呼！汉之博士诸生似未喻此，又奚怪夫后世之儒？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！
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：陈用之曰：「周官有卿而无三孤与上大夫，是孤与上大夫同为六卿。故上大夫之为卿，则受地不过七十里，此王制所谓『天子之卿视伯』也。孤之为卿，则受地有至于百里，此孟子所谓『天子之卿受地视侯』也。孟子又曰『大夫受地视伯』者，言『上大夫』也。『附庸』虽不能五十里，总大率而言之，亦可谓之五十里，此所以或言『元士视子男』，或言『元士视附庸』。」按：王制本言「卿」，今必改为「大夫」，以凑合孟子「大夫视伯」之说；孟子王制本同言「附庸不能五十里」，今必曰「亦可谓之五十里」，以凑合孟子「元士视子男」之说。呜呼！何其妄与？叶少蕴曰：「入而与王论道为三公，出而居六卿则为大夫，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。故三公与六卿其田同视公侯，卿与大夫其田同视伯，大夫与元士其田同视子男及附庸。」此说合「公卿大夫」而为一，益混。陆农师曰：「此与孟子所言各差一等，非不同也。孟子言『受地』尔，盖天子之卿之田视伯，即受地视侯，他放此。」按：谓「视伯即视侯」，是以上所言「公侯田方百里者，三分去一，而为田七十里也。」然记文均一言「田」，此既以「天子之三公之田」为「实田」，上何得又以「公侯田方百里者」为「非实田」耶？(卷一九，页一八—二○)
制：农田百亩。百亩之分：士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，下农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。
此取孟子之文也。孟子分「上」「上次」「中」「中次」「下」为五等，此但以「上」「次」「下」为五等，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，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，与此又异，所以避与孟子、王制雷同也。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：「司徒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，凡三等。郑注云：『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。一家男女七人以上，则授之上地，所养者众也；男女五人以下，则授之下地，所养者寡也；止以七人、六人、五人为率者，举中而言也。』如郑言，上地家七人者，谓中地之上家；六人者，谓中地之中家；五人者，谓中地之下；以此推之，下地之上家四人，下地之中家三人，下地之下家二人，则上地之上家十人，上地之中家九人，上地之下家八人，是有九等。此经地惟有五等者，大司徒所云『农夫授田实有九等』，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，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。」按：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，欲以包孟子、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。其为说固谬，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，是承其谬也。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：「周官『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』，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。此则五等者，先王之于民，养之欲其富，保之欲其庶，故家七人者，必授以九人之上地；家六人者，必授以七人之中地；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。」如其说，下地家五人者，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，然于五人之下地，推说不去，则曰「以地称人」，其辞遁如此。又曰：「郑氏谓『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』，则是『二人』『三人』『四人』，下地之三等也；『五人』『六人』『七人』，中地之三等也；『八人』『九人』『十人』，上地之三等也。孟子、王制举『上中地』而不及『下』，周礼举『中地』而不及『上』『下』，然周礼言『上地』『中地』『下地』，而孟子、王制或言『上次』『下次』，孟子无下次。或言『上』『中』『下』，王制「上」「次」「下」。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，孰谓各举其偏哉！」此说既屈孟子、王制以从周礼，又屈孟子、王制、周礼以从郑注。噫！礼书之言其悖如此，误世者不浅矣！(卷一九，页二二—二四)
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下大夫倍上士；卿，四大夫禄；君，十卿禄。次国之卿，三大夫禄；君，十卿禄。小国之卿，倍大夫禄，君十卿禄。
此取孟子之文也。于孟子「大国」一段，从卑逆叙至尊，而田禄之积者愈明；于孟子「次国」「小国」二段，删繁并归于简，而卿禄之异者特着，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。程正叔曰：「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，载籍未经秦火，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，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，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，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？」愚谓「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」是已，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？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？必芟除其谬说，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，王制之真面见，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。又曰「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」，愚谓既有孟子，则王制之言可废。(卷一九，页二六—二七)
次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。小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。
此取左传成三年，臧宣叔之言也。按：上云「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，中士，下士，凡五等」，此又有「中卿」「下卿」之名，与上「诸侯之臣，五等」抵牾。又其言「小国有上、中、下卿」，亦与下「小国：二卿」抵牾也。(卷一九，页二八)
其有中士下士者，数各居其上之三分。
郑氏曰：「谓其为介，若特行而并会也。」黄叔旸驳之曰：「士皆有职，岂有为介而行，空国而出乎？」是矣。郑又曰：「此据大国而言，大国之士为上，次国之士为中，小国之士为下。士之数，国皆二十七人，各三分之，上九，中九，下九。」孔氏疏以为「各居上三分之二」，胡邦衡驳之曰：「先儒谓『居上三分之二』，据经只云『居其上之三分』，并不云『三分之二』。又前云『上士倍中士』，『中士倍下士』，岂亦是大国士为上，次国士为中，小国士为下。」亦是矣。然其为说曰：「士之数，各二十七人，三分之，上士之数居大半，中士、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。」亦非也。后章「三等侯国」皆云「上士二十七人」，如其说，不与后相违背乎？方性夫曰：「言三等之国，止曰『上士二十七人』，则知中、下之士，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。故以其有言之，其有者，一有一亡之辞也。三分者，三分而等之也。上士二十七人，中、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，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。『数各居其上之三分』，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。」按：上云「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」，何得云「或有」「或亡」？且以「各居其上之三分」为「各与上为三分」，语义亦不协。陆农师曰：「后言『上士二十七人』，未有中士、下士之数，故此言之『三分』，分字读如去声，谓若上士二十七人，则中士、下士各八十一人。」此说似可通，然天子之中、下士其数不知几何？记文未详「天子中、下士之数」，反详「侯国」，终有未晓。(卷一九，页二九—三○)
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；名山大泽不以鸐，其余以禄士，以为间田。
此一章三段，「凡四海之内」一段为畿外，「天子之县内」一段为畿内，「凡九州岛」一段总结之。自注疏而下，诸儒所解致为繁多，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。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，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，畿内一段为夏制，其说固非矣。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，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，亦非也。然诸儒止知驳郑，后儒又止知驳前儒，反不察记文之是非，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。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，而附以鄙见于后，以俟来哲之参稽云。王介甫曰：「九州岛之地今可以见，若皆以为国，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，独立一君，孰为之民乎？此盖去古久远，书籍散亡，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，况于焚书之后，汉文之世乎？」杨敬仲曰：「公羊说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；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，此或据古志而云。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，遂为之说曰：『四海之内九州岛，州方千里。州，建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凡二百一十国。八州，千百八十国。』又『天子之县内，方百里之国九，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，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，凡九十三国。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。』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。」又曰：「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。人群生天地之间，皆有血气，不能以无欲。欲则争，争则图，斗则伤，伤则杀。其天地之美，稍公且正者，则足以服其比邻，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。则五有长，十有长，百有长，千有长，其德愈大，所服愈广，是故有小国之君，有大国之君。其为君为长者，地丑德齐莫能相尚，其间有圣人出焉，举天下咸归服之，是为帝为王。夫所谓为君为长者，皆诸侯也，大小多寡之数，岂得而预定？既弗克预定矣，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、增损之，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？虽有更世易代，武王克商，灭国五十尔，余率因其旧，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。」朱仲晦曰：「封国之制，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，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。且如九州岛之地，冀州极阔，河东、河北皆属焉；雍州亦阔，陕西五路皆属焉；若青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。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，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，如此则彼必不服，或以生乱。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，其民不服至于伐之，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。」又曰：「建国必因山川形势，无截然可方之理。」石梁王氏曰：「天子县内以封者，或三分之一，或半之，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，则奉上几何？」李氏曰：「此以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，未必皆实数也。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，而吴楚与焉，疑其无如是之多也。」按：已上诸儒之说，犹皆未得要领也。记文所言地理之数，颇为错杂不齐，周章无定，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，必先考求其文义，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，亦可不必辨矣。「凡四海之内」为一段，「天子之县内」为一段，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，文自释之。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，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，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。「凡四海之内」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。天下九州岛，王畿居中，其外八州，州各方千里；画为百区，区方百里，是为方百里者百。此以开方之法推之，千里合之万里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。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，去三十区，尚余七十区，是方百里者七十也。此下伯子男之国，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，千里合十万里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。伯七十里之国，开方四百九十里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，尚余二十里；凡六十国，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。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。子男五十里之国，开方二百五十里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，凡百二十国，共去三十区，尚余十区六十里。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。以是为附庸间田。「天子之县内」一段，言畿内一州之制。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，七十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，今按：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？盖其意谓以「地」言，则禹贡之「九州岛」，孟子「海内之地」，方千里者九，其数固不可增减矣。以「禄」言，则孟子「天子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四等之地」，上既取而述之，其数亦不可增减矣。以「国」言，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。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。于是欲以「四等之地」，分之于九千里之中，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，然诚有所甚难计数，推之是必畿外八州，每州为二百一十国，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，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。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，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，而可合其说矣。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，凡百里之国三十，七十里之国六十，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，大国少而小国多者，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。然而犹有所不能合，何则假如开方之法，千里而为万里，从横四达尽之矣，此恒法也。使皆以此言之，则百里之国三十，去三千里矣；七十里之国六十，去四千二百里矣；五十里之国百二十，去六千里矣，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，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！于是不得已，又以七十、五十里之国，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，千里而为万里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，以是参错其间，使地不增而自多，里不减而各足，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。至三等所余之地，既于「百里之国」下曰「其余方百里者七十」，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。七十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，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，故亦同百里之国云，作者之意如此。虽然试以实数稽之，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；伯七十里之国，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，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，寔得四十六里有奇；子男五十里之国，四国合于百里之内，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，寔得二十五里。若然，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，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，大国自多，小国愈少，名存寔亡，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？且均此地也，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？倏而以百倍之数算？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？如是之错杂不齐，周章无定，是其徒事巧于纽合，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。诸儒作文为解者，既昧于此，其能疑而辨者，固不为无见，然终不知其所以然，犹之乎弗得也。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，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。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，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！(卷一九，页三四—四○)
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，千里之内以为御。
「百里以供官」则过约，「千里以为御」则过侈，皆非允当。(卷二○，页一)
千里之外，设方伯。五国以为属，属有长。十国以为连，连有帅。三十国以为卒，卒有正。二百一十国以为州，州有伯。八州八伯，五十六正，百六十八帅，三百三十六长。八伯各以其属，属于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为左右，曰二伯。
王制皆刺群言而作，前后所言不必符合，如上言畿外「公」「侯」「伯」「子」「男」，此言「属长」「连帅」「卒正」「州伯」，不知又本何书而云？故绝不相同。陈用之曰：「古之官，有常名，有异名，外而『公』『侯』『伯』『子』『男』，此常名也；及寄以连属之法，则为『属长』『连帅』『卒正』『州伯』，此异名也。」此曲说，不足辨。然「州伯」「二伯」则有之，曲礼「九州岛之长，入于天子之国曰牧」，即此「州伯」也；「五官之长，曰伯」，即此「二伯」也。又诗周南召南及公羊传「自陕而东，周公主之；自陕而西，召公主之」之说，即此「天子之老二人，分天下以左右，曰二伯也」。郑氏以「州伯」属殷，谓「唐虞及周皆曰牧」，又以「二伯」属周。其谓「周曰牧」者，据周礼云「八命作牧」也；其以「二伯」属周者，据周礼云「九命作伯」也。若然，则以殷之州伯属于周之二伯，斯可矣？不为笑资乎？(卷二○，页三)
千里之内曰甸，千里之外，曰采曰流。
按：禹贡「五日里甸服，五百里侯服，五百里绥服，五百里要服，于百里荒服」，是谓「五服」。洛诰（按洛诰无「五服」之文，「五服」在得诰。）有「侯」「甸」「男邦」「采」「卫」，亦谓「五服」。夏周服数之可征信者惟此。周礼职方氏以洛诰「五服」增「蛮」「夷」「镇」「蕃」为「九服」；又大行人易「蛮服」为「要服」，以「夷」「镇」「蕃」为「九州岛之外，世壹见」，其余「六服」每岁壹见，故又有「六服」之名，悉不足据。此云「千里内曰甸，千里外，曰采曰流」，「甸」「采」见于禹贡、洛诰，「流」则未闻。其余服又皆无之，此或出他书，或文有脱误；皆不可知，可置勿论，而诸儒必欲附会牵合之，甚无谓也。其执禹贡以解者，郑氏曰「流」：「谓九州岛之外。禹贡荒服之外，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。」陈用之曰：「『采』则禹贡所谓『侯服之百里采』也，『流』则禹贡所谓『荒服之二百里流』也。『侯服』近，故举其内者，则凡服之在内者可知。『荒服』远，故举其外者，则凡服之在外者可知。」刘原父曰：「此据『绥服居中』而言。『内千里』『外千里』，则五服可知。『采』亦当作『菜』，声误也。」刘孟治曰：「荒服之内有流。王制自千里之『甸』直言及于二千里之『流』。」其执周礼以解者，孔氏曰：「千里之外，谓规方千里之外，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，以殷制言之，中国方三千里耳。采取美物故曰采，周则王畿之外，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，则大行人六服所贡物是也。」马彦醇曰：「均是采也，而周官之于贡，有祀、嫔、器、币之异者，有远近之差也。」已上诸说皆于本文毫无交涉，可不辨自明，载之以见牵附之谬耳。又陈可大曰：「尚书之于六服，或言『侯』『甸』而不及『采』『男』『卫』，或言『侯』『甸』『男』『卫』而不及『采』，与此『甸』『采』『流』同。」按：尚书叙事之文，故可略举以为说，记文摭述典故，安得亦尔？此又曲说也。(卷二○，页六)
天子：三公，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。
郑氏曰：「此夏制也。明堂位曰『夏后氏官百』，举成数也。」按：郑以周官三百六十，故不谓之周明堂位；殷官三百，故亦不谓之殷，而独谓之夏。不知彼言「百」，此言「百二十」，而犹曰「举成数」，谬矣。石梁王氏曰：「唐虞稽古建古惟百，夏商官倍。注独引明堂位谓『夏官百』，非也。」按：尚书周官乃伪书，不足据。且郑未见，尤失考。
按：「三公」之名见于老子，「九卿」之名见于考工记。周礼不列「三公」正职，惟散见之文中。尚书周官列「三公」于「六卿」之前，其「九卿」则周礼、周官皆无之，而「六卿」则王制又无之，是「九卿」者，或当为周制也。以周礼、周官皆伪，而考工记乃周时之书也。后儒皆不识「九卿」主何官？或谓合「三少」「六卿」为九。「三少」「六卿」见于周礼、周官，皆不足据。又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即三公也，不可又列于「六卿」，说详下节及古文尚书周官。(卷二○，页七—八)
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次国三卿，二卿命于天子，一卿命于其君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，下大夫五人，上士二十七人。
按：前章云「小国之上卿，位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夫，下当其下大夫」，则是小国亦有「上」「中」「下」之卿，此云「小国二卿」，与前抵牾。后章云「小国之卿一命」；此云「皆命于其君」，与后抵牾。盖博士泛乘礼文为之，故其言不同如此。郑氏曰：「小国亦三卿：一卿命于天子，二卿命于其君。此文似脱误耳。」郑之意则不因与前后抵牾而云，盖执周礼言之也。「太宰职：设其参，傅其伍」，「参」谓「三卿」，「伍」谓「五大夫」，小国亦同，故曰「小国亦三卿」也。「大司马……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（「国」字，原误作「卿」，今径改。）一军，皆命卿为之」，故曰「一卿命于天子」也。若是，则据周礼以改礼记，益妄矣！又其于上段「天子三公」既言「夏制」，此处不得再言「周制」，故亦不言为何代制，而孔氏不喻郑意，反从更之以为夏制。盖以上段「天子三公」，郑云「夏制」，又以下段「大国之卿，不过三命」，亦不合周礼故也。然又曰：「冢宰云：『设其参，傅其伍。』郑云：『参谓三卿，伍谓五大夫。』周礼五等国，悉三卿，五大夫，二十七士，与此同。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『国家五官』，则五大夫。」观孔此说则又不能坚其为夏制之说矣。其矛盾又如此。吁！郑孔过信周礼，即此以观两人周章回惑之状，亦可想见矣。又郑云：「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？」此则无聊迁就之辞耳，而宋儒乃以为实然。李氏曰：「畿外举大国、次国以见小国，畿内举上卿以见大夫。」陆农师曰：「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，此非脱误，着畿内之国二卿耳。上言畿外，下言畿内，亦互相挟。」此二说殆又扬郑之波也。又曰：「崔氏曰：『大国三卿者，依周制而言，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，立司马兼宗伯之事，立司空兼司寇之事。』故左传云『季孙为司徒，叔孙为司马，孟孙为司空』，此是三卿也。」以此推之，故知诸侯不立「冢宰」「宗伯」「司寇」之官也。大夫何以五人？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：一小宰，一小司徒；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：一小司寇，一小司空；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，小司马也。故何休注公羊云：「古者诸侯有司徒、司空、上卿各一，下卿各二，司马事省，上、下卿各一。」愚按：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传云：「天子有大司徒、大司马、大司空，皆三公官名也；诸侯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皆卿官也。」其说是第不能通其说于「九卿」「五大夫」之下，故注襄十一年，又有此说，而崔氏从而附会之，悉臆说也。盖「天子三公」为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，「九卿」即如王制所言「大宗」「大乐正」「司寇」，及曲礼所言「六大」「五官」之类。若冢宰则三公兼之，诸侯三卿亦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，五大夫亦如上所言「九卿」诸官，但今不可明考。其「小国二卿」，「五大夫」以二司属二卿，余一司亦大夫为之，不然三司当缺何一司乎？太抵「公」「卿」「大夫」是「爵」，「三」「九」等是「数」，「司徒」等是「官」，爵数自是爵数，官名自是官名，凡司徒以下之官，天子有之，诸侯亦有之，大国诸侯有之，小国诸侯亦有之，不若是，诸侯无以为国矣。第其爵数则有异耳。自周礼以「冢宰」「司徒」「宗伯」「司马」「司寇」「司空」平列为「六官」，而古文尚书周官因袭其说，至今遂不可动摇矣。又周官以「三公」列「六官」之前，不知「三公」即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，安得又为「六官」乎？牧誓有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，即诸侯三卿，后人第见侯国之官止于此，所以又有诸侯无「冢宰」「宗伯」「司寇」之说，皆是以？传？者也。吁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经传间有可考者，而自伪周礼、周官一切浠乱之，古义沦亡，世人之耳目蔽锢久矣。其说并详古文尚书周官。又曰：「此文所言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，但谓『小（「小」字，原作「二」，今径改。）国：二卿』与上『小国之上卿』一段，谓小国有三卿者，原自抵牾。有谓大国三卿皆命；次国二命一不命；小国二卿皆不命。」夫诸侯之臣皆王臣，合则皆命，何独以小国而不命？又何独以次国而一命一不命？尤不无可疑。宋儒曲解之，有谓：「受命于天子为隆，受命于其君为杀。」不知所谓「隆」者，隆大夫乎？抑隆诸侯乎？自必曰：「隆诸侯也，以其大国皆命而知之也。」然如是，则天子得以操其权，掣其肘，反不若小国之黜陟自由矣。命是爵命，固非，天子择其人，然用其人则必请命于天子，黜其人亦然，故曰：二国不得黜陟自由。岂可谓之隆乎？因此又有谓「控制大邦，优假小国」者，然圣人立制之初，必不以机权待下如此也，皆非确义。(卷二○，页八—一二)
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，监于方伯之国，国三人。
据「方伯」者，天子选于二百一十国之中而任之也。其德隆，其位尊矣。乃以三大夫监之何与？按：书序大诰有「三监」之说，旧以为管蔡霍监武庚，此得无取而附会为说耶。(卷二○，页一四)